AI领域的风口更迭不断，每次都有大量参与者涌入，但并非聚集之处就必然蕴藏财富。汪滔在过去十年的发展历程中，有两次决策与主流背道而驰：19岁时辍学投身数据标注，29岁时放弃自己创立九年的公司加入Meta，然而这两步都带来了世俗意义上的成果。
此后，外界给汪滔贴上了明确的标签：MIT辍学生、Scale AI创始人、顶尖AI产品负责人。这些标签拼凑出一段看似顺利且光鲜的科技创新经历。但抛开这些外在光环，汪滔的十年轨迹并非传奇式的逆袭故事。
或者说，这十年里的两次关键抉择本身并不构成完整叙事，真正值得关注的，是他做出选择后的经历，包括那些不受他控制的部分。
洛斯阿拉莫斯与一张迪士尼门票
汪滔的父母是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物理学家，他从小在科学家环境中成长，家庭晚餐常讨论原子理论和数值模拟，万圣节活动则是科学实验。父母没有给他布置大量作业，而是在发现他对计算机感兴趣后，聘请了编程家教。他们从不禁止打游戏，但汪滔也从未沉迷其中。
六年级时，有一个赢得MATHCOUNTS就能免费去迪士尼乐园的机会，这让汪滔首次接触数学竞赛。他后来向《福布斯》承认，正是那张免费门票激发了他对竞技数学的兴趣。
此后，汪滔一路晋级至美国数学奥林匹克计划、美国物理队，并进入USACO决赛。高中时期，他已在硅谷担任全职工程师，先后在Addepar和Quora工作，在Quora认识了后来Scale AI的联合创始人Lucy Guo。17岁时，他管理着每天处理数亿次请求的系统。
18岁进入MIT，第一学期就选修了研究生级别的计算机课程。一年后辍学，他对父母的解释是“这个暑假我要做一件事”，之后便再未返校。
2016年，汪滔与Lucy Guo在旧金山创立了Scale AI，专注于数据标注。这一选择在当时有多不主流？整个行业都在聚焦算法，数据标注被视为重复性的体力劳动，缺乏技术含量和想象空间。
但汪滔的判断基于另一套逻辑：他认为算法决定模型的上限，而数据则决定模型能否落地，直接押注AI产业的“基础设施”比竞争算法更有意义。
汪滔在访谈中提到自己的经历
Scale从自动驾驶起步，签约了Cruise和特斯拉，2019年与Facebook签订首份合同，之后扩展到OpenAI、微软、美国国防部。2021年，24岁的汪滔身家突破10亿美元，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白手起家亿万富翁。
成功叙事的背后，是关于“AI民工”的处境。据报道，Scale旗下的Remotasks平台在全球拥有约24万注册独立承包商，主要集中在肯尼亚、菲律宾、委内瑞拉等国。调查显示，这些工人时薪仅为1到3美元，普遍缺乏养老金、医保和长期合同。
国际特赦组织的记录中，一名菲律宾工人表示自己在Remotasks上每天工作十到十二小时，一周七天，日收入约8美元。牛津大学2022年的一项研究指出，该平台在十项公平工作标准中仅满足两项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汪滔与联合创始人Lucy Guo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。在管理运营团队时，两人在理念上产生分歧，Lucy Guo认为汪滔未能解决合同工付款问题，而汪滔坚持己见，最终他解雇了Lucy Guo，两人分道扬镳。
加入Meta，打造爆款Muse
在带领Scale AI成为行业细分领域的领先者后，汪滔逐渐意识到业务的局限性。数据服务作为AI产业的配套基础设施，始终服务于算法与终端产品，无法直接接触C端用户，也难以落地更贴近大众生活的AI产品。这一赛道天花板促使他寻求新的发展方向。
就在汪滔谋划转型突破之际，Meta AI正面临发展瓶颈。扎克伯格主动致电汪滔，开场白只是：“你有时间打个电话吗？”两人最初通过朋友介绍相识，从引荐到首次见面相隔整整一年。直到Llama 4发布后，扎克伯格才真正找上门来。从首次联系到宣布交易，仅用了五六周时间。
最终方案是Meta以143亿美元获得Scale AI 49%的股份，汪滔卸任CEO，出任首席AI官，执掌超级智能实验室。离开自己经营九年的公司，汪滔形容“像放弃自己的孩子”。
对于汪滔的加入，Meta前首席AI科学家杨立昆曾给出直接且火药味十足的点评：“汪滔没有科研经验，不知道如何开展科研活动，更不了解研究人员的偏好。”
扎克伯格与汪滔
这话不假。汪滔自己清楚这一点，因此他没有试图扮演技术带头人。他把首席科学家的职位给了赵晟佳，自己负责招聘、方向和节奏。他在播客中提到，自己并非AI研究员，最重要的任务是招募优秀人才，为研究团队创造环境。他管理着200多名直接下属，但强调“自己并不是管理200多人的最佳经理”。
但倾听的另一面是清洗。2025年10月，Meta裁减约600名员工，重点落在杨立昆创建的FAIR基础研究实验室，而汪滔直接领导的TBD Lab未受影响。裁员前，FAIR的研究员要对外发表论文必须先经过TBD Lab审核，有价值的论文会被“扣住”。一位Meta前高管表示：“当时有很多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，但大家都知道要让路。”
一位曾与两人共事的人说，汪滔让他想起年轻时的扎克伯格。扎克伯格确实给了汪滔在公司内少有人能享有的自主权，因此有人认为汪滔已被视为扎克伯格的潜在接班人。
到了2026年初，全行业涌向编程智能体，Claude在编程领域遥遥领先。汪滔回忆，当时很多人都认为Coding Agent是AI唯一值得争夺的方向，但他对扎克伯格表达了相反意见：“Meta最擅长的是消费级产品，旗下应用每天覆盖约35亿用户，AI应该帮助人们完成不得不做的工作，释放时间去干真正想做的事。”
于是，汪滔带领团队开始“玩”。产品负责人Nat Friedman是Meta超级智能实验室内部第一个深度使用开源工具OpenClaw的人。他让Agent接入家里的摄像头监督自己喝水，喝完还要被夸一句“干得好”。
JollyBot
汪滔则让Agent读取自己的邮件和照片，进行了几轮深度追问。他形容那种感觉相当于“把三年的心理治疗压缩进一个瞬间”。
2026年2月，两人各写备忘录。Friedman写了《龙虾就是法则》和《信任不可或缺》，汪滔写下“个人超级智能体可能是消费产品的终极形态”。仅不到两周后，Muse原型诞生，吉祥物JollyBot和硬件雏形也在那时完成。
但打磨Muse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，汪滔的方式是用一张一百多行的表格，每行对应Muse必须具备的一项能力，有评测标准和上线门槛。某个阶段80项合格、20项仍不合格，就不发布。直到Muse Spark 1.3的一个版本首次全部合格，团队才放行。
Muse团队成员Vu Tran后来回忆，产品早在2026年5月就基本完成，扎克伯格坚持延后，优先完善安全机制。Vu Tran持不同意见，他习惯了“先发布再迭代”的思路，希望赶在竞争对手之前推出，但扎克伯格坚持等待。
然而到了8月，一家14人的创业公司Instinct推出了竞品智能体，扎克伯格召集汪滔和Friedman开会，拍板发布。9月8日，Muse上线。
Muse上线后，据Sensor Tower估算，约22天达到500万美国下载量，快于ChatGPT、Grok、Claude的历史同期数据，曾登顶美区App Store免费榜并连续多日第一。Meta市值在五个交易日内飙升约2340亿美元。
Muse上线后迅速登顶美国APP Store免费榜
从19岁创立Scale到29岁接手Meta的AI业务，汪滔作为新生代华裔科创从业者，提供了一种务实的成长样本。
他的故事中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对称。19岁那年，他选择了一条无人看好的路——数据标注。当时全行业都在聚焦算法，没人相信喂数据的苦活能产生价值。九年后，Scale AI成了AI产业绕不开的基础设施。
29岁那年，他又选了一条无人看好的路——不做编程智能体，而是做普通人的个人助手。全行业涌向Coding Agent时，他偏说Meta的基因在35亿日活用户那边。Muse上线十天登顶App Store，似乎又一次证明了他的判断。
当他穿着30美元的二手迷彩T恤和Crocs上台，开会间隙做梗图发帖，说“互联网奖励冒险”时，这些姿态看似随意，但其实与他做产品的方式一致，即在能控制的地方做到极致，在不能控制的地方接受代价。
29岁，身家32亿美元，被视为扎克伯格的潜在接班人，这些标签聚集在一起很耀眼，但或许并不足以定义汪滔的未来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汪滔在数据标注领域的成功，与他在Meta推动的消费级AI产品，都体现了对AI产业不同环节的深刻理解，而他对NBA三分球这类体育数据的处理经验，也为其在AI应用场景的拓展提供了独特视角。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“锌刻度”（ID：znkedu），作者：锌刻度，36氪经授权发布。